- 高奇琦;
大模型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社会,并可能产生出新的弱势群体。大模型技术的发展需要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因为通过人民民主可以让那些新弱势群体在大模型技术发展过程中直接表达其诉求,通过温和谈判来缓和剧烈的利益冲突,同时用人民民主制度来保障大模型技术产生的效益被社会大众所共享。人民民主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人民共同参与政治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等内容,体现在大模型技术领域就是大模型技术的共有、共治和共享。大模型技术的共有意味着其未来作为智能技术时代的基础设施而存在。为了防止大模型技术被资本吞噬,国家需要以某种方式介入,通过构建统一公共算力平台,并使得创新型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大模型技术的共治意味着,要形成以积极公民为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去商品化的共治逻辑、国家的适度干预,并从新弱势群体中发现新的奇异吸引子。大模型技术的共享意味着,需要更多重视再分配、差别原则和再承认等核心内容。再承认的关键是,要使得那些新弱势群体在能力建设的基础之上获得其第二次降生的机会。
2024年02期 v.38;No.186 57-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3K] - 张涛;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一系列规制挑战,而传统的“基于权利的方法”难以有效因应。“基于风险的方法”主张根据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不同类型和等级的风险,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和方式,平衡技术创新与有效治理的关系。这是一种符合人工智能风险特性和发展规律的治理方法,以风险社会、适应性治理和回应性规制等理论为指引,以风险识别与分析、风险评估与分类、风险控制与监督、风险沟通与参与作为制度构成。在基于风险的人工智能治理实践中,欧盟、美国和中国分别采取“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混合模式”,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人工智能治理中“基于风险的方法”也面临批判和质疑,应当构建多元共治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体系,并建立动态适应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机制,同时搭建开放协作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平台。
2024年02期 v.38;No.186 66-7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3K] - 刘杨;
当前的基层治理领域普遍存在社区“万能章”问题。表面上看,社区“万能章”是政府部门向基层自治组织转嫁事务和责任的结果,但本质上,这一问题缘于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日益增长的认证“需求”同国家认证能力不足之间的深刻矛盾。认证能力是基础性的治理能力,而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基层治理对国家认证提出更多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在转型和改革阶段,基层社会具有流变性和不规则性,基层治理处于更迭和过渡时期,这使得国家认证面临诸多挑战。从国家认证能力的构成来看,基层治理领域的国家认证主要存在认证系统的统一程度不高、认证体系内部存在张力、认证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因此,完善国家认证的基本制度框架,清除认证体系的内部壁垒,提高认证机制的社会适应能力,应当是可行的国家认证能力建设路径。
2024年02期 v.38;No.186 78-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0K] - 刘孟;张然滔;
在央地关系的协调以及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行政权的合理配置问题难以回避。作为政策的法律回应,《行政处罚法》第24条对行政处罚权交由乡镇街道行使作出明确规定。从法律属性看,条文并非对行政处罚管辖权下移的简单规定,其本质在于实现行政处罚权纵向配置,以回应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故而,实践中行政处罚权的下放,应通过授权形式展开。为保证法规范的有效落实,可从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个维度出发,系统构建处罚权下放的法治约束框架。而处罚权下放的具体实践进路,尚需借由下放决定主体和方式的法定、下放事项范围的明确、下放执行标准的完善予以实现。当然,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仅是央地关系调整的微观布局,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命题仍待持久推进。
2024年02期 v.38;No.186 88-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99K] - 崔靖梓;
个体主义范式的自动化决策拒绝权以人的主体性为价值内核,依靠个人的理性和自主控制能力,以个人的自我保护为主展开。在此范式下形成的自动化决策二分法和个人自主检视模式难以使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充分实现,无法对数智化社会的自动化决策风险进行有效回应。整体主义将事物整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强调事物之间的系统性关联,与我国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构建的基本逻辑相契合,能够为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提供方法论基础。整体主义要求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在价值内核上坚持人的主体价值与共同善的统一,在适用条件上强调基于整体思维的组织结构标准,在实现方式上基于先在规制对义务体系进行重塑。
2024年02期 v.38;No.186 99-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1K]